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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，特朗普上任總統后，采取貿易關稅保護措施，對中國實施貿易戰，那一輪打壓盡管我們承受較大壓力，但還好，因為一些提前簽訂的訂單就合同已經履約，所以我們2018年-2020年來看，還出現了貿易順差，主要是特朗普在打貿易戰時，很多企提前簽署的合約，使得我國貿易順差猛增。
問題是在經過疫情，全球經濟下滑后，如果特朗普再來一輪貿易打壓，對我們實施關稅限制，屆時我們的壓力就比較重了。
所以，中國馬上藥采取措施刺激消費、提振內需，這是接下來需要加強的一個基本國策。
另外，特朗普說要制造業回流，一旦按照他的意愿實施，也就是說我們的外資撤出力度可能會更強。
中國經濟在外資撤出后，如何尋求進口替代，不斷進行科技創新，并購重組來提振我們國內生產力，提高GDP成長空間不但要有政策扶持，還得有資金注入，所以未來并購重組、科技創新，這些都是國內經濟發展中將浮出水面，變成很多投資人要挖掘的重要投資方向。
特朗普的口號是“強大美國”，而哈里斯代表的是美聯儲利益集團，是“強大美元”的。所以不管是“強大美元”還是“強大美國”，對于中國發展都會實施打壓。
眾所周知，“強大美元”過去的兩年多時間，美元加息已經使我們承受了匯率壓力，這次特朗普重新上臺后，如果采取適度降息，將使得人民幣得到一定緩沖，匯率市場壓力減小。
但如果在強大美國基礎上，美元不斷升值，人民幣將會再次面臨被動貶值。
今天，人民幣匯率波動比較大，已經到了7.2，調整速度比較快。盡管我們采取了很多維穩人民幣匯率的政策，但在流動性注入情況下，如果美元不斷升值，美股市場不斷提振的話，資本的壓力對于中國來講，也需要在接下來一段時間去承受。
大家可能會說，面對這么多資本壓力，甚至制造業回流美國，我們到底怎么辦？我覺得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句說說在我心里了，他說：“未來一個國家的發展，科技不一定是第一生產力，而制度是第一生產力”。
我覺得這個觀點非常正確，中國1949年建國至今，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，而且最近人大會議再次強調以人民為中心，所以我們制度先進性如果在未來社會發展中體現得淋漓盡致，我們和美西方傳統資本對抗時，實際上是有一定優勢的。
維穩是當下的重中之重。我們說只要能穩住，然后以時間換空間，制度的優越性會在時間長河中，為中國古老的國家帶來更多好運。
所以美元強大也好，美國強大也好，這只是他們競選的口號，如果他們因制度落后而引發極端政治社會分裂，恰恰給了中國機會。
人民幣匯率波動有時是被動的，但我們政策的主動性和制度先進性，能使我們在未來發展中從風險中找到機遇，從發展中戰勝挑戰。
所以我對A股在大環境變化過程中尋求突破和發展充滿著樂觀期待。
